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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歌剧

欧 南

前年,老友李卫打电话问我是否有科克托编剧、普朗克作曲的歌剧《人类的声音》的唱片。我说没有,在国内也不曾见过这张唱片,并问他干什么用。他说想导演这部戏。我有些愕然,在如今,干这种事情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买卖,更何况不是院里的任务,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难度可想而知。事后,我也把这事忘了,估计是老友一时的兴趣,心血来潮罢了。谁知,去年李卫带着女高音钱和钢琴伴奏李迪迪去法国考察学习,历时一个月,终于带回了这部只有一个人演唱的独幕歌剧。

有志者事竟成,李卫的韧劲着实使我佩服,如果换了是我,大概早已知难而退了。

今年五月一日,我带着妻小和朋友去苏州的三山岛游玩,岛上风光旖旎,杨柳依依,小桥流水人家的,即使什么事都不干,傻坐着也让人惬意。本想多待几天,无奈老友的歌剧4、5号两天上演,老兄希望我能参加首演,但我实在不想离开幽静的小岛,结果,约定5号去。

演出安排在安福路的话剧艺术中心,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最近一次去看演出还是在十年前看话剧《奥赛罗》。现在,上海的演出比往年多了很多,但昂贵的票价,早已使我望而却步,艺术变成了奢侈品,如果不是朋友导演的戏,想必我也不会关心。

伴着苦艾酒的时光

和李卫相识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我在一家音乐公司做宣传策划,常和媒体的人打交道,使我厌烦不堪。而李卫当时在电台做播音员,常到我们这里借古典音乐CD。我早有所闻,却一直没见过,按我当时的心里,如果不是为了工作,媒体的人能避则避。

我们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公司的老总说有两个电台的人来洽谈合作,让我一起去见见。或许是臭味相投,我们初次见面彼此就有默契,这也许是寂寞的人突然看见同道一样。当晚,李卫在桌上手舞足蹈,插科打诨地说了一晚上笑话,结果什么合作的事也没有谈成,却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这次见面,算是和李卫认识了。事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来找我聊音乐,聊我们共同喜欢的法国艺术。这时,我才知道,李卫对西方歌剧的狂热,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在生活中他根本找不到可以聊歌剧的人,就像我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偏爱,却始终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醉遍了南昌路一带的小酒馆,胡侃神聊,内心其实非常寂寞。李卫每次都要谈对歌剧演出的构思,仿佛自己就是导演一样,常常迎来我的讪笑。在当时,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即使他有满脑子的想法,也没有舞台让他实现的可能。导演不像写作,我可以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即使没有发表的机会,但写作仍然可以进行,结果无非是对心境的摧残罢了,谁也无法忍受稿子永远地堆在抽屉里。

苦艾酒其实是我们当时的情结,这种被誉为“绿色的小精灵”的烈酒曾经滋养了一代无名的艺术家,激发他们的灵感,埋葬他们的痛苦。当然,这种久闻其名,却无缘喝过的烈酒只是我们常聊的一个话题。南方的黄酒一样浓郁,缠绵,滋养着艺术家的梦想。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酒精燃烧了我们剩余的激情。

李卫在当年最使我佩服的是能完整地背诵《哈姆雷特》,这种才能使我惊讶,仿佛看到了现实中的于连。而我,连短短的五言律诗都背不出几首,即使是自己写的诗常常也想不起来。再何况,李卫天生具有一副磁性的嗓音,使人听了着迷。

皇天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年,李卫真的逮住了一个机会进了上海歌剧院,凭着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和对舞台生来的感觉,在随后所有国际合作的歌剧演出中,担任助理导演,曾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是没过几年,这种热情又再次变成乏味的重复,上海的歌剧舞台,老三篇的就是这么几部歌剧,《卡门》《费加罗的婚礼》《茶花女》。我曾经戏地问李卫,怎么演来演去的就这么几部,为什么不换一些呢?好歌剧多得是。老兄只是苦笑不已,这不是他说了算的,舞台并不属于他。

以后,我常常半夜忍受他电话的骚扰,他还是一样,和我谈构思,谈舞台处理,没完没了。我说:“你谈了这么多,究竟谁让你演出呢?”他用海明威书中的一句台词回答我:“亲爱的,即使我们什么都做不到,谈谈不也挺好吗!”

是啊!谈谈不也挺好吗?在一个缺乏艺术活力的年代,闲谈也能保持心灵不至于枯萎。李卫确实是寂寞的,他有很多美妙的构思,由于没有实践的机会都付诸东流,这种感觉只有喜欢苦艾酒的人能体会到。它唤起你的激情,又由于梦想的虚幻性最终使人觉得疲惫,对一个充满热情的艺术家来说,无所事事往往是致命的打击。

这次在演出科克托的《人类的声音》的时候,李卫还特意在剧场的休息室办了一个科克托生平展览,其中有一篇就是对苦艾酒的介绍,放在大厅的显眼处,看得我想笑,苦艾酒的情结至今还在他心中,不知是他想宣泄曾经的落魄,还是对之难以释怀。但起码的是,对曾经同样潦倒落魄的科克托来说,苦艾酒伴随了他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这或许也是对艺术家的一种敬意。

让·科克托

在轰轰烈烈的法国20世纪先锋派浪潮中,有些艺术家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永久地留了下来。比如诗人阿波利奈尔、布鲁东;画家毕加索、达利;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萨蒂。但知道科克托的人则少之又少。尤其是现在,这个瘦弱、忧郁的艺术全才,法兰西学院院士,似乎已经褪下了曾经的荣耀。

科克托和以上提到的艺术家曾经都有过合作,他不但是个天生的艺术家,更是一个捣蛋鬼。科克托生来就是那种不合常规的人,一个整天胡思乱想的,标新立异,非要把巴黎那些循规蹈矩的善男信女们惹恼的怪物。科克托认为自己的欠缺都来自于童年,认为自己是那些病态礼仪的受害者。这使人想起生为贵族子弟的画家劳德累克。劳德累克生于法国阿尔比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由于童年时代摔坏了双腿,以至于到成年后都像个侏儒一样,这种刺激使得劳德累克终身流连于妓院、红磨坊,画那些被生活唾弃的舞女、小人物。甚至在贵族的沙龙聚会上,都鄙视地说这和妓院没什么区别,惊得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们目瞪口呆。

科克托也是这样一个浪子,绝对自我中心的艺术天才。少年时代便有“巴黎才子”之称,在中学时代,科克托因为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后被送入寄宿学校,仍然不安分,热衷于和艺术家交往,并尝试写诗和戏剧。然而,科克托的兴趣并不在延续传统,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艺术家,他是天生的破坏者。1917年,在一场不亚于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演出中,由科克托撰写脚本,萨蒂作曲,毕加索设计舞台服装的芭蕾舞剧《游行》上演。由于大胆前卫,不但使贾吉列夫惊得目瞪口呆,更使巴黎的淑女们恨不得用针刺瞎他的双眼。

这部杂乱无章的舞剧。成了科克托早年标志性的胜利。时隔近百年,或许现在的人们能够比较理智地去看待当年的这场演出,就像现在人们不但习惯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更把它看成是现代音乐的开山之作一样。科克托一生稀奇古怪的试验,是出于兴趣,更是为了表现自己。由于热衷于功名,他甚至被布鲁东赶出了“超现实主义”阵营,但科克托依然我行我素,他所创作的戏剧《屋顶上的公牛》《埃菲尔铁塔上的婚礼》《奥非欧》等,都以充满了梦幻色彩的奇思怪想,荒诞不经而著称。科克托的创作是给巴黎市民的一剂毒药,他反抗任何陈腐的教条,反抗一切规矩和理论。上他的当,你去恼羞成怒吧!莞尔一笑,或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人必须要能看明白的艺术呢?轻松一点,且实验本来就是一种尝试。科克托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也算功成名就,官方不但认可了科克托诸多的实验戏剧,且给他戴上了荣誉的桂冠。这不免让人感到一丝滑稽。

很多人或许并不明白科克托在诸多艺术领域里的实验。科克托虽然是个全才,但他的创作似乎都显得分量不足,一个天生的捣蛋鬼,他是不关心所谓的流芳百世的,他的一切全凭近乎任性的兴趣。为此,科克托曾经自我辩解说:

“您为什么写戏剧?小说家问我。您为什么写小说?剧作家问我。您为什么拍摄电影?诗人问我。您为什么作画?批评家问我。您为什么写作?画家问我?是啊,为什么?我问自己。也许是让我的种子可以飞到每一个地方。我并不了解我的灵感。但它并不温柔。它嘲笑疾病,无视劳累,利用我的才华。它不负责任。应该说,不是汲取灵感而是付出灵感。因为,灵感来自身体中一个不被了解的部分。维吉尔应该可以控制他的灵感,他本人并不了解他。”

这段话可使我们发现科克托的创作心里,他并不为某一个艺术种类服务,他只为可感的心灵而创作。为此,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艺术家,也是20世纪极少能遇见的艺术奇才。

一个人的歌剧

《人类的声音》是一部仅有一个角色的戏剧,写于1930年。在科克托一系列的先锋戏剧中,这部短小的独幕剧出人意料地显得严肃。它探讨的是人类情感(精神)世界的孤独,这种孤独曾经萦绕了科克托的一生。这部歌剧虽然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绝望,但何尝不是在说科克托自己呢?

“我是在所有人当中孤独。身边围绕着一群人,却感到孤独,这是最大的孤独。”科克托曾经流露出这种难缠的内心况味,个人的痛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渴望游戏,渴望被爱抚,实际上都是为了抗拒孤独的无情和可怕。科克托的创作多有游戏之感,只是这部独幕剧显示了他作为严肃戏剧家的一面。

1958年,由法国“六人团”成员之一的普朗克将《人类的声音》谱写成了歌剧。在科克托的创作中,这部短小精致的作品并不特别显眼,但它却说出了现代都市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状况——孤独。

一个女人独自在房间里,沮丧,焦虑,忐忑不安,她在焦急地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将决定她的命运。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游魂,她将所有的希望和信念寄托在她的前男友身上。随着电话铃声的想起,她那渐渐冷却的血液似乎骤然又恢复了活力。在这里,电话仿佛成了生命之源,成了强心剂。这个女人对着电话不断地,神经质地唠叨。但对方早已不爱她,忍受不了这种歇斯底里的哭闹,他的血液早已冷却,或许只是出于道义上的不安,才想应付她一下。一方是那么冷漠,像个蒙面人,虽然看不见,但使人感觉脊背嗖嗖的冷气,而舞台上的那个女人极度地渴望得到关怀却使人同情和痛苦。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科克托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是在说一个失恋的故事,说人的不幸,那个男人早已不爱她了,这是个事实。科克托只是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是如何在焦虑中无望地乞求,在疯狂中彻底崩溃的。

歌剧的音乐始终在紧张中移动,在预知剧情的前提下,它给观众暗示着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即将发生。随着电话铃声的想起,观众无疑和舞台上的女人一样,经历着揪心的抽搐,他们在体验别人崩溃的同时,也在微妙地体验着自己的情感。和侦探剧完全不一样的是,这部戏剧事先已经给了你答案,对身居都市的人来说,这种体验有令人窒息的恍惚感——它或许说的就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故事。

看得出,李卫在舞台设计上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舞台的前方放着一个衣架,挂着一件男人的衣服,让人觉得他们之间还保留着一丝余温,这大概是这个女人惟一的希望了,她幻想这个男人还能回来。而舞台的左侧,一个斜挂着的画框,似乎又暗示他们之间不可挽回的结局,这个画框是空洞的,只是一个骨架,里面空空如也,恰如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是一场歇斯底里的梦魇。

舞台的背景是一棵树,树叶用挂满的照片来替代,表示他们往日恩爱的生活。当这个女人知道无可挽回而陷入绝境的时候,她一张张地撕下了照片,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树枝,树枝上露出一部断了线的电话,绝望而哀伤。电话将通往哪里,我们无法体验,却感觉心口堵得难受。

这是一部关于爱与恨的戏剧,一部自我毁灭的戏剧。诚如科克托自己所说的:“那一刻,全部的爱积聚成了强烈的痛苦和哀怨,将至化为一滩血水。”

李卫在排演这部歌剧的时候,曾经和我说,这部歌剧使他想起了我们曾经一个共同的朋友。诚如斯言,使人唏嘘不已。

这是上海近些年来演出的,仅有的西方现代歌剧。它让人感觉到我们艺术生活的贫乏,在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艺术生活还没能脱离普及的尴尬境地。仅以此文,表达对老友十多年梦想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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