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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4年1月>> 作家走廊

天生我才

殷实

杨辉进来的时候

    去年读了一本传记,是台湾学人齐邦媛的《巨流河》,今年读到另外一本,是大陆诗人周涛的《一个人和新疆》。两书似有共同之处,即“述而不作”:齐著因年事高而在自己写作的基础上由弟子帮助整理,周书则纯粹由作者分多次口述,经朱又可先生落实成稿,两者都经传主亲自校订过。齐邦媛的飘零路线大致是辽宁-北平-南京-武汉-重庆-台北,书中记录自己在战争与离乱中的“歌哭岁月”、求学生涯;周涛的迁徙历程则是山西-北京-伊犁-喀什-乌鲁木齐,书中详述个人成长,细说社会变迁,近逼历史实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两部自传都可以说是个体中国人的成长史、心灵史,但读取其中的思想信息、生命奥秘,或许需要我们对自己头脑中的“认知机制”调校一番才行。

    一学者,一诗人,两人精神气质各异,两书内容迥然不同,情趣格调几无可比。表面看,学者齐邦媛在矢志不渝追寻浪漫乌托邦,诗人周涛却似乎在持续不断地披露世故经验。从根本来看,则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很显然,前者更具理想倾向,达成的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后者则具备实证价值,抵近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虽然孰高孰低,难分伯仲,我在此还是想强调后者的重要,也就是《一个人和新疆》的独特意义。因为像齐邦媛那样陈述“光荣与梦想”类型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虽说崎岖的命途可歌可泣,执著的追寻可敬可佩,但到底仍属“常态”书写;而周涛这种直率、接地、某种程度上甚至不乏残酷真实的案例,实在太个别了,尤其是在事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幽暗“社会心理”的部分内容时。反过来看,这又正是诗人性格的体现:他无意进出观念世界之门,也不想费心印证所谓的历史意义,看上去,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表明社会人情冷暖、道德程度高下的水银柱。他像《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一样,通过一种无邪的方式让一个时代的人性事实充分曝光,在所谓的上层阶级尚未学会用虚荣、伪善来粉饰自己的鄙陋与野蛮之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1949年前后出生并成长于大陆的中国人,如果周涛也像齐邦媛那般自珍自爱,又时时不忘家国情怀、民族兴衰的大主题,就很有可能会伪造出一本面貌不同于现在的传记,什么“激情燃烧”啦,什么“青春无悔”啦,什么蹉跎岁月啦,什么社会批判啦,还有什么自证清白啦,等等,可能五花八门、面面俱到,还可能多多少少会说谎,会言不由衷,也就不会有太大价值。

    《一个人和新疆》所展现出的社会认知方式、生命价值判断,也许只有在被归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范畴,或者是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素材的范畴时,我们才可以充分认识得到。这里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素材”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一定适用于考察中国1949年后社会政治、文化习俗、大众心理和个人世界的方方面面。生命诚可贵,民族要自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一代甚至数代人在“历史必然”和“时代要求”下走向了生命尽头。20世纪后半页的中国史,可进入的方式很多。周涛以一个本质上是诗人的惊人坦白,给出了一种答案,也打开了一扇门。读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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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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