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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4年1月>> 诗人空间

持久的象征——《今天》海外出刊一百期有感

于坚

杨辉进来的时候

    《今天》,最初我是在昆明一个地下文学聚会上看到的。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同时代人以刊物形式发表的作品。之前,我已经独自写作多年,我不知道其他人在写什么。偶尔会读到一些零星手稿。1975年某日,有人在我工作的车间里偷偷摸摸给我看一首抄在信笺上的诗,后来我知道这是北京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我青年时代读到的大部分是死者的作品。油印的《今天》令我震撼,我还记得多年前阅读它时像捧着燃烧的泥炭的那种灼热感。我知道我终于看见了那种可以与我此前读过的那些死者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东西了,而这些作者活着。过去时光中的地下阅读,我从来没有读过文学史或者文学概论,地下读物没有这种书。我自己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评价标准和私人的文学史。那个时代文学只是死魂灵,它只以鬼魂的形式与我秘密相伴。我总是心怀鬼胎,死者的文学深刻影响着我对人生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就像一场慢性自杀。那时候我工作的车间里在集体学习老三篇,而我居然私下向往着左拉们的梅塘之夜。《今天》令我激动的是,它上面的作品与我的私人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是符合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世界文学常识意义上的作品,我知道的所谓文学就是这种东西。《今天》就是梅塘之夜,《今天》给我某种“复活”、“时间开始了”的印象,给我巨大的鼓励和信心,写作并不孤独。

    时过境迁,此时代的读者难以体会《今天》出现对我这一代作者的震撼。文学不仅是语言的智慧,也是面对现实的勇气,一种英雄主义,文学是必须以身家性命抵押在现场的。阅读《今天》是危险的,我还记得给我看它的朋友那种地下党般的谨慎和疑虑。这危险的印刷品只是刊登着些诗歌、小说,其风格与内容不过是世界文学的冗长延续。那时候在遥远的外省,想象《今天》的作者,那就是在想象一群梁山好汉。198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与《今天》主编北岛见面,当时我们在看一部内部电影,他坐在我后面,电影散场时他在后面拍一下我说:你是不是于坚,我是北岛。这是一股电流,他是北岛,他就是那个黑暗深处的主编,北岛像我在三十年代的旧照片里见过的那些主编一样,戴着眼镜,斯文之辈,脸色苍白。或许是错觉,我一直把他想象成挂在黑暗中的肖像。《今天》对于我的另一个意义是,在文学上我从来没有长者,在我青年时代,长者忌讳文学,文学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甚至告密对象,现在,长者们出现了,我可以通过他们信任我自己时代的文学。

    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学事件无不是为了向它的时代再次重申“何谓文学”。文学的合法性数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抹杀者或苛求文学的道德力量,或苛求它对经典的师承,它在形式共享上的广度。而在我看来,各时代文学对文学合法性的一再重申,正是一种持久的专业精神。有位读者曾在我微博上留言说:“《诗经》与“新诗”在时间上隔着几千年,一前一后,遥相呼应,很难说什么文字更好,但是文字可变,文字后面的意图几千年不变,这就是执著。”杜甫说:“再使风俗淳。”自从文字出现后,文学已经成为文明的普遍风俗,但每一代作者都在担忧文学的合法性。过往时代文学的境遇不容乐观,统治者对自己时代的文学总是心存疑虑,就是唐朝那样文学活动最光明磊落的伟大时期,一流诗人依然会感叹“名岂文章著”,感叹“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但无论如何,“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过去时代的文化从未经历过“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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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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